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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雨丨陶灵:川江鱼记

发布日期:2022-01-13 09:58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 

  五个月大的时候,家里人给我开荤。奶细娃儿肠胃弱,受不了太油腻的东西,奶奶熬了一碗鲫壳儿汤。这算是荤,但一点不油。

  鲫壳儿就是鲫鱼,一般只能长到一拃长。熬汤前有讲究,奶奶先是用清水把鲫壳儿养在盆里,并滴几滴菜油,透去肠肚里原来吃的污浊东西。下锅前,又抓起鲫壳儿跟我亲了个嘴儿,说今后不流口水了。长大后,奶奶摆我的“老玄儿”,说:拿鲫壳儿跟他亲嘴儿,他胆子小,吓得“哇”地一下子哭了起来。

  十来岁时,跟父母第一次去乡下过年,看二爸在堰塘打鱼。网里有一条活蹦乱跳的小红鲤鱼,很好看,二爸取出来给了我。我把小鲤鱼养在一只木盆里,放进几根水草,一心想把它养大。可当天夜里,小鲤鱼蹦了出来,渴死了。早晨,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小鲤鱼,我泪水一下子流出来,伤心极了。

  读小学时,每个假期我都去镇上的姑妈家玩。邻居的四平大我半岁,我俩是好朋友。他家后院有个方石水缸,里面养了很多金鱼,黑色的鼓眼鱼、狮子头红金鱼、红白粉色相间的花鱼······我和四平伏在池边,一看就是大半天。

  有一个下午,我又去他家,四平不在。突然,我脑子里念头一闪:悄悄捉几条回去。我赶忙伸手去摸,手刚入池,鱼儿一晃,全游跑了。忽上忽下、忽左忽右,一条都没捉到。咚咚咚心跳中,看见池边的小漏网,是换水时用来捞鱼的。于是,拿起小漏网,毫不费力地捞到两条。姑妈放工回家,看见灶台海碗里装的金鱼,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,当即要我送还回去。我不情愿,也心虚,不敢。结果姑妈自己端着碗,把金鱼还回了四平家。

  第二天早上,我出门去玩,四平和同街的几个小伙伴站在街沿口,嘴里不停地喊着:盗强、盗强······我一下就听懂了,他们把“强盗”二字反起念的。顿时觉得一点脸面也没有,跑回家,躲起来哭了很久······

  三峡库区蓄水前,入夔门,东出瞿塘峡。峡口南边,一条小溪注入川江。溪水清澈,青山倒映,人们给它取了一个秀丽的名字:黛溪。黛,青黑色的颜料,古代女子用来画眉。有点遗憾的是,黛溪后衍为大(dài)溪、大(dà)溪。不过仍有文化人写做“黛溪”。1935年,取溪之名,这里设大溪乡至今。

  长江中游最具代表性之一的新石器“大溪文化”遗址,就在大溪入江口西岸被发现。遗址的灰坑墓葬中,整条鱼被摆放在死者身体的两侧,或胸前,或嘴上、手上。考古人员在堆积层中还发现大量鱼骨,其中一个约一米见方的坑里堆了厚厚一层,不像是扔垃圾那样随意,而是可以看出摆放顺序来。

  从大溪回城只有十来公里水路,我们坐一只小渔船。途中,老渔民摆龙门阵:长江中下游的鱼,骨、刺比较软,一进南津关,到了川江里,都变硬了。同行的两位诗人不解。老渔民顺手指了指江中,解释道:川江到处都是滩,水流得这么急,鱼喜欢斗滩,都往上冲,身子骨就变硬了,它的骨和刺当然要坚硬些哟!

  我明白这个道理,并且知道,有“水中大熊猫”之称的中华鲟本来生活在近海,但每年要逆江洄游约三千公里,到达川江与金沙江交汇一带产卵。就是要经过这种长距离洄游和与川江激流的搏击,它的性腺才完全成熟,顺利产卵。

  川江属古巴人活动范围。有四川学者解读“巴”就是鱼,鱼就读巴。至今,重庆有地方仍有读鱼为巴的习俗:鱼篓喊“笆篓”;峡江中一种长倒刺的鱼叫“倒刺鲃”。

  在初中课文里读过《曹刿论战》:“一鼓作气,再而衰,三而竭。”而錞于,便是古战中鼓舞士气的一种军乐器。它用青铜铸成,圆桶形,桶顶有一个鋬鋬儿,穿绳子吊起来,拿棒槌敲打,声响浑厚,传播很远。川江多地出土的錞于为战国时期物品,鋬鋬儿铸为虎形。巴人首领廪君死后化为白虎,巴人因此尚虎。虎鋬周围都铸刻着鱼、船、鸟、蛇、人面及菱形回纹图案,因不能完全解读其意,归类为“巴蜀符号”(或称“巴蜀图语”)。这些符号简单,并且十分抽象,唯独鱼图案具象刻画,头尾、嘴眼、鳞鳍俱全,非常逼真。

  有学者认为,巴人善使船,善捕鱼,所以錞于上铸刻鱼和船做装饰。也有专家说,那鱼只是个衬托,船上旌旗飘然,战鼓耸立,战船无疑才是主角。鱼及其他符号的装饰性毋庸置疑,但鱼作为战船配角之说,未免牵强。从刻画位置看,鱼与战船分居虎鋬的两侧,彼此间隔多个符号,互不映衬。再者,配角焉有比主角逼真、突出的理由?

  川江地区出土的很多战国时期的兵器,也大都铸刻有鱼纹。甚至广东、湖南、台湾等地出土的同时代錞于和钺、戈兵器上,都有比较写实的鱼形图案。巴蜀地区大量的汉墓中,石棺壁上凿刻鱼图案的情形也十分普遍,线刻与浮雕手法都有,一般与蛇、龙鱼、天禄等物同时出现。

  明末清初时的文学家李渔,其经典著作《闲情偶寄》里有篇说“鱼”的文章,曰:“鱼之为种也,似粟千斯仓而万斯箱,皆于一腹焉寄之······”翻译其意:鱼产卵,多得像粮仓里的小米一样,都装在一肚里。

  鱼,腹大多子,作为“巴蜀符号”,寓意在其繁衍生息。錞于上的鱼和兵器、石棺壁上的鱼,以及大溪墓中之鱼、鱼骨,用意不难理解,民间盼多子,战场愿兵多。

  李渔在《闲情偶寄•鱼》中首先说“渔”:鱼藏在水里,把水作为它的天,自以为与世无争,可以保证不受到人类兵器的伤害……其实不需要把水抽干,就有很多捕鱼的方法。

  《山海经》记,猿人的臂很长,单手就可以在水中抓鱼,两只手各握一条大鱼上岸。西晋文学家潘安写过一篇游记《西征赋》,在长安昆明池看到百姓捕鱼,先布好网,再用长木棒敲击船舷,鱼惊慌而逃,窜入渔网被获。

  川滇交界地区,每年春季,群鱼游到溪河浅滩产卵。当地纳西族和普米族人,用木刀砍鱼。没有木刀,就用木棒打,基本上是刀刀(棒棒)必中。民国中期,云南苦聪人妇女,钓鱼连钩都不用,鱼竿上绑一根麻绳儿,麻绳儿头子直接系上蚯蚓,丢在水中。等群鱼游过来吞食时,猛的一拉,不仅钓起了鱼,而且还能准确无误地直接甩进旁边的鱼篓里。惟手熟尔。

  我在乡下看过更简单的捞鱼方法。扯一把麻柳树叶,在溪沟边的石板上挼搓,绿色的叶汁流进水里,慢慢散开,不多时,一条条翻白的小鱼浮在水面,偶尔有几条又翻转过去向前挣扎着游动几下……

  抗战期间,日机经常轰炸重庆市区。1941年5月9、10日,有多颗炸弹投入了嘉陵江中,几千条鱼被炸上岸或漂浮在江中,以鲤鱼最多,最大的二十多公斤。江上船工纷纷捡捞起来,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,每条四元,比平时少了一半,很快卖完了。当年重庆的鱼按品种分为四个等级,鲇、鳊、江团、岩鲤与鲤鱼、青鱼为甲乙等,卖价大概比猪肉高一倍;丙等的草鱼、象鱼、腊子鱼比猪肉价稍高一点;丁等的白鲢、花鲢卖价比猪肉略低。

  同事老郑讲了一件往事:1961年,他去拖轮队当钳工。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,为增加职工营养,队上领导安排他们组装电打鱼船。当时重庆至少有三家水上单位在弄,领导打气说:“我们不搞,别人照样搞,只要职工不得水肿病,我就心安理得了。”十来天后,他们在一艘拖轮上装了一台五十千瓦的发电机组,有三根高压线抛入江中。

  电打鱼船在川江上试车,那天,电闸一合上的那刻,江面上翻起无数白花花的鱼肚皮。三条木划子跟在后面,水手拼命地用舀子捞。水流太快,只好捞大的,更多的鱼虾被冲走了。以后,他们隔三岔五都能分到一些鱼。有一天,电到一条八百多斤的腊子鱼,除上交公司一部分外,每个职工分到一斤。很多年后,他才知道腊子鱼就是中华鲟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,重庆水上单位的几条电打鱼船,电得川江和嘉陵江沿城区几十公里水域无鱼可电了,这才罢手。

  二十多年前,三峡库区还没蓄水时,冉小毛跟老汉儿在三坝溪打渡。有一天,船刚撑出去,一条三斤左右的鲢鱼蹦上船头,落在冉小毛脚边。他丢下籇竿,双手摁住鱼。正掌舵的老汉儿慌忙地叫喊道:“莫让它跑了,赶快咬一口,要咬出血来!”冉小毛不知何故,带着疑惑,按老汉儿说的,用嘴巴把鱼咬出了血。晚上,这条鲢鱼下了父子俩的肚。冉老汉儿喝着酒,边吃鱼边说:“江里的东西,无缘无故蹦上了船,不是好兆头,它是来放信的。咬一口,出了血,就破了灾。”

  公元前316年,张仪灭巴蜀后,与其子张若在成都挖土筑城,留下城东、北、西和西北几个大土坑,下雨后灌满了水,冬夏不枯竭。张仪便用这些土水坑养鱼,并取了好听的名字:千秋池、龙坝池、柳池、天井池。到了唐代,这些养鱼池都还在。土水坑中最著名的万岁池,距城十里,有八百亩之巨,池坎周围种有榆树、柳树固土。清代时,附近庙寺的方丈在池中遍种白莲,又称莲花池。这是巴蜀地区最早人工养鱼的记载。

  旧时养鱼,在溪河捞取鱼苗。每年春季,群鱼在近岸产卵,附在水草上,捞草得卵,孵化鱼苗。为获取更多鱼苗,沿溪河的百姓专门绑扎草排,放在靠岸的水中。清道光年间,忠县翁家凼、桃花凼等地农民,清明节前,将柏树树枝投入川江洄流处,更容易附着鱼卵。隔几日后,再把柏树枝移到浅水凼里,鱼苗孵出,用篓子挑到各处售卖。

  鱼产卵,多聚集在溪河岸边和江中石梁与洄水沱等水流平缓处,常有人趁机大捕大捞亲鱼(有繁殖能力的雄鱼或雌鱼)牟利。民国后期,重庆市场上鱼值钱,一斤相当于三十斤大米的价值,普通人家吃不起,非大宴席不备鱼。

  上自普慈岩,下至白沙沱,每年正月初至四月底,不准拖网捕鱼,违者提案审究,拿获捕胎鱼者,送交保甲局赏钱一千文。

  普慈岩江中石梁,为长江珍稀鱼类聚集繁殖之地。而云阳汤溪河一个姓郭的乡绅,民国时立下乡约:凡是鱼产子期间,在汤溪河钓鱼,不罚钱,则重打板子。打板子就是打屁股。躺在板凳上,当着众人面,脱了裤子被打,又痛又受羞辱,十分长记性。这个乡约有点粗野,不过俗世俗人俗事,大可不必深究。

  清代和民国时期,川江及支流溪河毒鱼的现象尤其严重,以至于各地州县正堂大人不得不在大路旁、溪河边、渡口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刻石树碑,广告民众,禁止毒鱼。至今,川渝两省市泸县、合江、巴中和涪陵、万州、巴南等地江河溪流岸上,留下了十多处禁毒鱼虾的石刻告示。

  在涪陵马武镇清溪沟,我见过一尊石碑,感叹它的精美和壮观。石碑总高约六米,树立于清光绪六年(1880年),在一个大水潭边,面朝大路,四棱台碑座,碑身用近四米高的整块长方体青石凿制,宽与厚约一米,正面上方从右至左横刻一行小字“涪州正堂沈示”,中间均匀地竖刻“禁止毒鱼”四个楷书大字,每个字径有七十来厘米。近看,笔力雄健,雕工精细,一笔一画深凿,深至八厘米,阴刻的錾痕都整整齐齐,丝毫不乱。碑顶为歇山式,飞檐翘角,庄重而灵动。当地村民说,碑顶原立有一只雕狮,可惜已被损毁。这尊石碑被列为了涪陵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,第一次看罗中立《父亲》,读出画中三个亮点:用线和布条包扎的食指、竹管儿圆珠笔、白瓷土碗沿边上的蓝色鱼纹。

  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农民,割谷子时食指弄破了一条小口,撕下一块布条用棉线包扎起来,伤口上包敷的说不定是门斗灰或蜘蛛网(也叫玻丝网网儿,学名壁钱幕);晒干的谷子归仓,一筐一筐过秤,用圆珠笔记下一笔笔数码码儿,累了,也渴了,歇会儿气,端起一碗老荫茶,顺手把笔插在头帕里,就像习惯在耳朵上夹支烟一样随意(谁知这一插,备受争议);那碗沿边上的鱼,是老农两只黑眼眶里不留意就难发现的微弱光点——谷子年年有余。

  读《父亲》的年代我也读诗,但文友余胖哥写的朦胧诗我都读不懂,唯独这首四句总共十五个字的诗一直记得: